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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人最喜欢中国功夫片?(图)

2015-06-15 17:48:53   来源:    点击:


  6月13日,上海电影博物馆,配音演员乔榛(左)与卢燕(右)出席中国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 早报记者 高征 图

  早报记者 陈晨

  不久前,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2》遭遇关于翻译的吐槽风波。事实上,除了对于引进影片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讨论之外,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还存在诸多壁垒。1983年《牧马人》在戛纳电影节翻译闹了不少笑话,诸如将“右派分子”翻译成“右撇子”这样的错误频出,而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电影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依然无法很好地将片中的精神传达。巴黎中国电影节的创办主席高醇芳记得前两年一部电影中的“碟片”被翻译成了“盘子”,也引发了影院的笑声。

  上海电影节期间,由国家文化部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中国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德国、爱尔兰、捷克、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埃及、突尼斯、约旦、土耳其、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关注和从事中外影视作品译制的专家、导演、影视制作与发行机构负责人参与了此次研修。除了探讨外国引进电影的译制技术之外,本次研修班更重要的目的是搭建平台,通过完善译制环节向全世界输出中国的影视作品。

  译制是上海电影的传统

  电影译制曾经是上海辉煌的一面旗帜,这并非仅仅指“文革”后上海译制片厂译制配音的那些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译制片。自打有声电影进入上海以来,作为曾经的“东方好莱坞”,上海是各国文化输入流通的港口,也曾经是海外电影的重要码头。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介绍说,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翻译上就已经十分发达。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故事片,1922年张石川所拍摄的《劳工之爱情》的资料研究中就发现这部电影曾经被配上了双语的字幕。1934年上海共引进好莱坞影片345部,几乎可以说好莱坞全年生产的电影都“倾销”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总共有19家影院专门放映美国电影,电影均配有翻译。1939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都配有专门的同声传译。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17年里,由于外交原因,苏联电影开始占据大半江山,国有译制片厂的崛起让海外电影进入译制片时代,人们开始通过配音艺术欣赏电影。

  直到1979年的中国,《大众电影》封底刊登《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男女接吻的画面激起轩然大波,经过激烈讨论,最终面世发行,“这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对外开放是人心所向”。

  而中国电影的走出去则是从电影节开始,张艺谋《红高粱》等走出国门也说明中国电影不断推进、向前发展的大势所趋。而2002年电影《英雄》则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输出,在国际上超过8亿元的票房成绩至今没有其他国产电影能够超越。但更多的国产商业电影却在海外发行上受到种种限制,上海译制片厂前厂长、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年的上海译制片厂也曾经承接过包括《舞台姐妹》等国产电影的外语翻译工作,但输出海外后口碑并不理想。“那个年代说实话有我们的限制,老一辈人说了解的英语其实是‘殖民地英语’,译制片所讲求的‘还原’无论是外翻中还是中翻外要求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水平确实没办法顺利进入到他们的语言习惯中,因此那个年代的文化输出在翻译上可以说是失败的。”

  武侠片最受欢迎

  因为受翻译影响最小

  李亦中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了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日益发展,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电影被输入多、输出少。而现场多位在海外从事华语电影推广工作的业内人士也表达了他们工作经验中因为译制环节的缺失而遭遇的尴尬和遗憾。

  曾在法国策划胡蝶、费穆等经典电影人回顾展的高醇芳谈到,中国影片到国外去,第一,字幕翻译很重要,因为外国人需要通过字幕了解影片。“但现在中国的制片对字幕普遍不重视,我们觉得很辛苦。”高醇芳记得,2004年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时候与广电合作,她要求在做成字幕之前核对一下翻译,“当时我以为修改一下就好了,结果翻译的稿子一塌糊涂。每一句都要修改,每一句都不地道。”

  高醇芳举例说,“一个片子里苗族老太太斯文地说‘我年纪大了可能脑筋不太好’,字幕翻译成很粗俗的一句话。观众都震惊了。还有一部《白毛女》到法国去放,白毛女说自己被强奸了,很惨,结果翻译成‘他给我戴上了面纱’,观众都在笑。”

  而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则更加曲折,“少数民族电影到我们法国,翻译是从藏文或者蒙文,到普通话,再翻译成英文,再到法文,过程中意思损失了很多。我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培养少数民族的翻译员,从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成各种外语。”

  与高醇芳有类似遭遇的澳大利亚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宫岚微从200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推广华语电影,居然一些比较深沉的文艺片观众能够获得共鸣,而在国内反响更好的商业片却反应冷淡,经过交流后他们发现,是翻译环节出了问题。“更深层的情绪可以理解,但生活化的语言如果没有翻译好反而会造成接受方面的障碍。”

  多年来,华语电影在海外输出得最好的始终是武侠、功夫的类型,李亦中称这同样与译制脱不了干系,“因为功夫片的类型是受翻译影响最小的,观众只要看动作就可以了。而诸如冯小刚这样的喜剧片,脱离了他的本土语境,在海外就很难引发共鸣。”

  各国专家

  共谋中国影视输出

  “中国是广播电影电视产量大国。用数字说话,2014年,中国生产了600部电影,收获50亿美元票房,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 但节目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在这方面需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借研修班的机会,希望我们对中国影视节目跟大家有更好的交流与合作。”这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处长张民在研修班上的致辞,也是将全球各国的译制片专家聚集到上海的主要目的。

  与会现场,可以看到许多操着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中文基础,也有中国电影的翻译经验。但要译制好一部电影,对于文化和语境的了解尤为重要。土耳其译制片导演阿里·阿狸考克从自己的经验谈到当外国电影翻译到土耳其时,为了估计电影的本土化产生的共鸣,有时会将原片中的语意做一些“意译”的处理,打破原本话语的顺序或结构,有时会融入当地土耳其人更容易理解的事物。来自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影视译制工作者黄宗国表达了经过本土化翻译的影视剧在当地收到的良好传播效果。已经翻译过包括《我知女人心》、《人在囧途》、《唐山大地震》等电影的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教授娜希德·阿卜杜拉·希夫尼表示,自己在过去五年已经组建了超过20人的团队,团队中的人除了具备优秀的中文水平,也与当地的专业公司签订协议,由专人培训关于影视字幕方面的技术,同时也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提供文化和电影翻译技术上的培训机会。

  乔榛、卢燕、奚美娟等中外影视界人士用多种语言发起《中外影视译制与传播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各国通过发展译制事业增进文化交流。

  借由此次译制研究班的平台,包括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与约旦中东传媒公司的合作项目《南海一号》、上影集团与美国Didio公司合作项目《西藏天空》、上海文化五岸传播有限公司和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合作项目等6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研讨会期间,自述将一辈子都投身译制片事业的乔榛表现得十分感慨,“我们中国的译制片曾经辉煌,但是一度萧条,被冷落,如今有这样一个平台出现了,感觉到又被人关注、又被人重视了,而且有信心要把译制片重新振兴了,我特别的高兴。”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则在谈到上海译制片厂的规划时提到,未来译制片厂要向“双向译制”转型,除了翻译引进电影之外,也要培训一批人将中国的影视作品推广出去。
文化部外联局翻译处处长蒋好书在介绍了国家文化部一系列对外交流工作后提出,“影视译制事业马上要迎来一个崭新时代。”针对研讨会上各界人士普遍提出,当下译制从业者收入过低,译制一部电影的成本投入仅5万元,许多影片制作方在预算中根本没有翻译这一项开支的预算,蒋好书表示,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影视译制环节的工作,并拟建立面向电影翻译的专项基金。“国家现在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以及酝酿成立相关的文化交流和翻译资助基金,为中外艺术创作交流和翻译提供资助平台。在文化产业方面,我们现在还鼓励成立了3个可以免税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鼓励包括艺术、出版、影视、动漫等以版权IP为核心的创意产业机构通过不断创新合作,开拓国际文化贸易和交流合作。这些企业在基地里可以享受税收等多种优惠。有人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文化创新、全民创业的新时代,所以我相信影视领域的合作空间尤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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